实行“民主制度”的印度，为何沦为亚洲最腐败的国家？

印度是西方语境下的议会民主制国家，甚至被西方称之为“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正是在这片“民主的土壤”却滋生了极为恶劣的腐败情况。

根据透明国际2020年的年度报告，印度清廉指数为41，在参与排名的180个国家中仅排第80位，属于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令人费解的是，印度作为一个如此成熟的民主国家，却深陷腐败贪污泥潭难以自拔，在公共部门“小腐败”现象频频出现的同时，巨额腐败高层贪污亦屡见不鲜。

2016年莫迪当选总统后，宣布废除旧货币以政治国内腐败，但效果并不明显。图为反对货币改革的民众

“小腐败”方面，据调查，印度国民每年向学校、警察、土地管理等11个公共部门行贿金额达到2016.8亿卢比（约合46亿元）。

巨额腐败案更是触目惊心，例如2006年涉及多名政府和警察官员的“Abdul Karim Telgi伪造邮票案”，涉案金额达2000亿卢比（约合44.4亿元），又如2010年11月的“三高管腐败案”涉案金额达450亿美元，逼近甚至可能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

（一）政治文化：种姓制度文化对印度腐败的影响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主观性因素对政治异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价值观等方面为主的政治文化反映着国民长期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一贯性的政治倾向和心理。从政治异化的产生到发展，这种倾向与心理都在主管领域影响方面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印度种姓文化残余是印度极其富有国家特色的政治文化遗产，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种姓文化至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作为起源于印度教的思想将印度人民人为的划分为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除此之外，还有不算人民的“贱民”阶层。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严重阻碍了印度社会经济发展。

肤色白皙的高种姓女性

虽然在1947年印度种姓制度的法律地位彻底被终结，但由于广大农村和部分城市中半封建关系的影响，法律的终结并不能磨灭种姓制度给印度人民留下的的强烈的、刻板的等级感，印度种姓制度已经作为政治文化刻写在了印度人民的民族基因里。

并且不可否认的是，仅占全国人口2%~3%的婆罗门种姓于今仍在政治上占据绝对优势，他们凭借着教育优势在语言、技术等方面领先于绝大多数国民，从而更容易成为各领域内的精英，在政治的体现即为更容易的进入政治精英核心担任中央和各邦政府的高级官员。

这一点在2019年印度总理莫迪组建“高种姓内阁”事件中尤为突出，58位新上任部长中32位都属于高种姓，而属于“其他落后阶层”的低种姓官员仅占了不到一半。尽管《印度时报》对此做出了言辞激烈的批评，也未充分引起人民不满情绪的响应，最终莫迪对该内阁的组成并未做出一丝一毫的改变。

印度总理 莫迪

由此可以看出，种姓制度文化对当今印度政治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一方面，高种姓更大概率进入政府核心集团这一既定事实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低种姓人民对于高种姓人民统治产生了渐趋习惯性的依赖。这种依赖由自发与不自发的因素混合形成。

首先，低种姓人民大部分更多地在为温饱考虑且并未受到过优秀的精英教育，参政从政的意愿与需求不高。其次，受历史传统因素影响，低种姓人民较之高种姓人民参政从政的热情不高，他们往往认为高种姓从事上层设计是理所应当，更习惯受高种姓政治精英的管控，形成“传统型忠诚”。最终，在这种高种姓与低种姓的相互作用下，一个容易产生腐败这一政治异化现象的温床产生了。

纷繁复杂的种姓制度将印度分割成为一个“高度碎片化社会”，而在这一社会中，每个碎片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高种姓运用尚未扫净的种姓优势利用自己的公权力谋取私利，造成行政权力难以退出市场机制。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他们倾心于扩充自己的人脉、提升自身物质生活水平，利用阻碍改革与发展的条款规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并有意将自身的行政权力持续留在市场内，在造成腐败后又延续腐败，为新的腐败提供土壤。

腐败是权力行使者与权力拥有者分离形成的畸形产物，同时也对两者之间的离心力增大起到催化作用。因此，在印度，腐败造成腐败、腐败越来越腐败的情况已是家常便饭。

值得一提的是，腐败的滋生中，低种姓与贱民也并非全无参与，他们的行为为印度腐败提供了另外一套形成机制。

由于低种姓与贱民社会地位较低、掌握社会话语权能力弱并急于改变现状，其政治竞选中政治利益集团的凝聚力较之高种姓更强。也就是说，无数个碎片组合在一起形成了碎片集合，即上文提及的政治利益集团。由于低种姓地基不稳，为所代表集团谋利便成为了掌权者在地方尤其是邦一级别巩固统治与尽可能减小自己下台可能性的独特方式。

例如，北方邦“贱民女王”Mayawati在1993首次出任邦首席部长之后，并未对教育费用增加一个卢比，而是耗斥巨资建造了15万个贱民领袖安贝卡博士的塑像，并且对工程支出进行不透明化。这样做，大大提高了其背后贱民利益集团对其的支持，她本人也最终担任了本邦总理。

（二）政治体制：印度问责体制缺失

政治权力如果缺少必要的监管和制约，便会异化为无限扩张性和绝对强制性。为了防止这一问题的发生，各国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问责机制，即设置权力的监督者规范权力的行使者的政治权力范围。

而印度作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在这一制度上仍是空白，因而为政治异化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漏洞条件。这里以司法问责为例。

一般议会民主国家的问责机制以司法问责为主，通过贯彻从上到下的法治精神以最大程度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而出于各种因素，印度的司法体系一直处于一种混乱低效的状态。

印度最高法院

首先，国家在司法方面的资金投入少之又少。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显示，印度平均每年在司法体系领域的投入甚至不到全国支出的0.04%，也就是说司法系统中的官员薪水顶多能划分为普通级别。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达尔认为，“自古以来低薪都是腐败的温床。”官员正常的物质利益诉求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得到满足，只能通过灰色渠道满足自身，最终使司法系统这一问责机制也成为腐败场。

其次，整个司法系统中法官少，案件多，出现了极其夸张的工作量分配不科学的情况。据统计，全国每十万人口只配有1.3个法官，而仅截至2006年推积的待处理案件就有高达3341040个，也就是说每位法官以每天结审两个案件的速度想要解决所有案件仍需花费十几年的时间，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同时又无好的方法进行解决，因此成为了印度司法体系的一大顽疾。

最后，印度司法系统并不存在独立性，且存在着从问责机制转向被问责对象绑架的异化倾向。尼赫鲁曾许下豪言“用最近的路灯柱吊死腐败”，可他未曾想到几十年后却呈反方向发展，路灯柱因为腐败的腐蚀也损坏失修了。

印度反贪机构在调查工作结束后对被调查者进行起诉时，调查文件需要被呈送至被调查者所属行政机构进行审批，从此调查腐败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死循环，直到最终烂尾为止。从此可见，本作为调查主体的司法机关在这一过程中的话语权却显得十分的微弱，而行政机构反客为主变成了腐败官员的保护伞。

印度并非毫无反贪机制，只不过这种反贪机制仅以一种发现机制出现，并不从源头预防的防御性机制，即呈现了一种“结构工程机制性缺陷”。而且正如上文所述，就连反贪机制也成为腐败场，想要以腐败监管腐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三）政治参照：英式民主在不同土壤生长

政治参照是一个集体对另一个集体进行的政治行为模仿，在近现代多以曾为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国家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参照，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继承。这种政治参照不乏成功案例，但失败国家亦仍屡见不鲜。因此，一旦捷径未走好，可能就踏上了不归路。

印度作为英国统治长达300年的殖民地，在1947年独立后，印度很自然地选择模仿英国议会民主制建立行政体制，因此具有相当程度的继承性。印度看到了议会民主制下的英国在吏治清洁上的成功，因此对“西式民主治腐论”笃信不疑，但最终结果却是与英国大相径庭的。

印度国会大楼

政治参照过程中容易使人急功近利，产生直接照搬的错误行为。印度在模仿英国民主吏治的同时忽略了英国几百年的文官政治传统，而印度则奉行长期的贵族高种姓政治，而且是一种贵族就是贵族，甚至不是贵族文官融合体制。

文官政治传统结合民主范式使民主精神深入英国官吏群体，而在印度，由于这一传统的缺失，民主精神从未在印度国家权力者梯队植根，而只是一种笼罩在表面的鲜丽光圈。因此，表面上选举，背地里搞暗藏，又笼罩在种姓文化残留影响、问责机制不利的现实条件阴霾下，腐败已经深入印度国家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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